早上七点，我蹲在小区门口的早餐摊前，看老板娘把面团甩在案板上，哐当一声，惊得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起。她左手托着面皮，右手舀一勺肉馅，手腕一抖，包子褶子便像花瓣似的层层叠开，刚出笼的包子还冒着白汽，被排队的大爷用塑料袋接住，烫得直甩手。 “姑娘，要辣酱不？”老板娘掀开红漆木桶，舀起一勺暗红的酱料，油花在表面打着旋儿。我点头，她便用竹片刮了刮桶沿，把酱料抹在塑料小碟里，动作利落得像在写行书。旁边穿校服的女孩咬了口包子，油渍顺着嘴角往下淌，她慌忙用袖子擦，被妈妈拍了下手背：“说了多少次，别穿白衣服来吃早饭！” 我端着纸碗坐到梧桐树下，豆腐脑在碗里颤巍巍的，撒了把虾皮和榨菜末。斜对面修鞋摊的老张头正给皮鞋钉掌，铁锤敲在铁砧上，叮叮当当的节奏里，他突然抬头冲我笑：“闺女，你鞋跟是不是也该补补了？”我低头看，右脚后跟的橡胶已经磨得发亮，确实该换了。 九点钟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，在水泥地上烙出斑驳的光影。老张头的工具箱敞着盖，钳子、锥子、胶水瓶排得整整齐齐，最上面压着本翻旧的《三国演义》，书页里夹着张照片——穿军装的年轻人站在天安门前，胸前的红花鲜艳得刺眼。我问他这是谁，他眯着眼笑：“我儿子，在深圳当程序员，去年结婚的。”说话时，他手里的锥子正戳进鞋底，发出轻微的“噗”声。 十点半，穿校服的女孩又来了，这次她换了件深蓝色外套，手里攥着张数学卷子。老板娘往她碗里多舀了勺卤蛋，女孩摇头：“阿姨，我减肥。”老板娘瞪她：“减什么肥？长身体的时候！”女孩吐吐舌头，埋头喝汤，发梢沾了片葱花。 我起身去付钱，老板娘正在给蒸笼添水，水龙头哗哗响着，她抹了把额头的汗：“今天这笼包子卖得快，还剩俩豆沙的，给你留着？”我摇头，掏出手机扫码，听见身后老张头喊：“闺女，鞋跟明天来取啊！”阳光更亮了，照得人眼睛发酸，我揉了揉，转身往地铁站走，身后传来铁锤敲打的声音，叮叮当当，像在给这平凡的早晨打着节拍。